王晓明 | “绝望的抗战”与鲁迅的时代意义
编者按
九十年代初，《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在台北和上海分别出版。作为一部凸现鲁迅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思想传记，它展现了九十年代学术界力图打破“鲁迅神像”，重回“鲁迅本身”的意愿和诉求。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此书。此版修订以增收附录为主，内容论述并无多大改动，因而名为“修订”，实则只是“再版”。光阴荏苒二十载，三联书店于2021年1月推出此书修订本。（详见今日“每日一书”栏目）较之前度“再版”，此次修订落实到具体论述，作者更于增删替补中易辙心绪，“从悲观到虚无”变为“从虚无到绝望抗战”。
保马今日推送此修订本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王晓明老师再释鲁迅思想之“透彻”与“特别”。所谓“透彻”，源自鲁迅在遒劲心力下衡人看世的深邃眼光。“首在立人”，凭借对“人心”的洞若观火，鲁迅以透辟论断刻画时代特征，在深掘国人灵魂的同时，既揭示现代中国社会之底蕴，又不忘探寻污浊下中国的“脊梁”。谓之“特别”，因其思想不独显现于文字，更经由独特人格彰明较著。在自觉承继革命前辈造“新民”共识之余，鲁迅深刻体认到自身身份的双重性：不仅是“先觉者”，更是掮肩黑暗闸门的“中间物”。他因此修改革命共识，拉长以“呐喊”造“新民”之距离，从自身发掘抗争动力，在“绝望的抗战”中，重燃呐喊之心与战斗之志，从而示范出一种化悲观为动力，砥砺前行的可能性。
感谢王晓明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三联版序
文 | 王晓明
这是第三次为《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中文版写序了。最初是1992年，台北的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印行这本书的繁体和简体字版。其次是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换了封面和版式，要出修订版。当时我身在异地，缺乏仔细修订的条件，就只是改正了误植和错讹的字句，又增加一个由5篇长短文字组成的附录，以显示几个在正文中论述不够的方面。所以，2002年的那一版，纸本的样貌气派了许多，实际却只是“再版”，称不上“修订”的。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左：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再版
这一次，三联书店要再出新的版本，我是仔细改了一道了，虽没有在史料上多做增补，论述方面的长长短短的修改，却几乎每一节都有，越到后半部分，改得还越多。段落和字句也有调整，把长段截短，用句号和问号，取代过多的反问号和惊叹号。当年的阴郁和激愤自有其缘由，但我今天觉得，平实的叙述和尽可能不动声色的议论，是更合适的吧。总之，2020年将出的这一个版本，是真修订过的了。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修订本内页
这是一本鲁迅的思想传记。一些在别人眼中饶有趣味、值得细细铺排的事情，我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却觉得意思不大，就都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了；另一些在别的角度上似乎不甚重要、可说可不说的事情，我却盯住不放，即便为此钻进了牛角尖，也不肯退出来。
当初之所以这么来讲鲁迅的生平，并不只是因为，在我动笔之前，已经有了多本堪称全面的鲁迅传记，我要再写新的，就该有所侧重；更是因为，我深信在现代中国的范围里，鲁迅不但是最重要的文学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1】他在诗意的创造上，自是明显高过了几乎全部的同时代人，就是在思想上，在对那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体认上，他也比无数的同时代人，明显高出了许多。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感叹：“他怎么能看得这么透？他的很多想法，怎么跟其他人这么不一样？不可理解啊！……”
左：在日本期间的章太炎
右：1904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的毕业照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这份惊叹其实是来自无知。随着对现代早期【2】的中国思想的了解一点一点增加，那种觉得鲁迅在思想上也是横空出世的崇拜之心，是逐步消退了：他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无论衡人看世的眼光，还是立身行事的思路，他大都是其来有自，甚至表现出相当清晰的师承路线的。譬如他早年的五篇滔滔不绝的长文，其中那些令我惊佩的视角和论断，【3】就多是来自从龚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脉络；他在中年时期稳定成形的“绝望的抗战”的意识，也分明刻着上一代思想家的诸多印痕。【4】至于勾勒天下的“大同”式的气魄，书写纲目分明的救世方略的雄心，他更是不如前一辈中的许多人，年岁越长，他似乎越少充沛的激情，再发《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那样的宏论了。
《河南》杂志，1907年河南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刊。《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分别发表于1908年《河南》第7号与第8号。
1909年，鲁迅与蒋抑卮（中）、许寿裳（右）摄于东京
应该修正我当初的认识：如果跟上一辈中的佼佼者，例如康有为、严复和章太炎，甚至梁启超相比，在思想的宏阔和开拓方面，鲁迅都是明显不如的，在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地图中，他的原来的位置，是应该移动了。
但是，我依然确信，鲁迅的思想，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这“现代中国”不仅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包括此刻，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5】
王晓明，周展安编，《中国现代思想文选》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我的确信，但置身于如此纷乱的现实，我却只想这么来说：跟他的同辈人相比，更不要说跟直至我这一代的后辈相比了，他的思想的透彻和特别，一直都是那么耀眼，那么逼人！
尽管本书的很多篇幅，都是在描述这个“透彻和特别”，我还是忍不住要借这个短序，再对他的思想的这两个特点，粗略地勾勒几句。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你怎么判断社会的好坏？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都首先是看“经济”吧？只要GDP和工资单上的数字一直往上，我们就会觉得：嗯，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关心“政治”和“社会”，因此对现实多有不满，但看看自己的产权房、旅行机票和特斯拉轿车，多半就也半闭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鲁迅却不是这样。他也看重经济，看重物质，但他判断社会的第一指标，始终都是“人”，是这社会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轻时候他就断言：一国能不能“立”，全看这国的人能不能“立”，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个标准。
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不是别的，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社会或时代会怎么样，通常取决于我们自己大致长成了什么样。
所以，无论从哪一头看，人心的现状和趋向，都是把握社会状况的最可信的依据。制度可以虚设，数据可以伪造，杀鸡取卵或饮鸩止渴，都能造就经济/物质的一时的繁荣，唯有人心，是难以普遍作伪的。大家心里都只顾自己，一心想当缩头乌龟，行动上却互相帮扶、血气方刚：你见过这样的事情么？
这样的看世界的眼光，自非鲁迅所独有，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讲究“人心”二字，判断世事，品评人物，都往往先从人心入手。我甚至觉得，在前人传下来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中，这恐怕是最可珍视的一笔。即便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换用其他的标尺去衡量社会了，一到人际交往的时候，多数人还是在意“人好不好”，倘若人品太差，就算官阶和“身价”都很高，还是要被许多人暗暗嫌弃的吧。
左：1927年11月16日，鲁迅赴光华大学演讲
右：1932年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当然，“人心”常常显得模糊和抽象，倘是一个唯数据主义者，大概还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无从把握的。因为眼力和经验不足而误判人心，也确是常有之事。 但这在鲁迅不是问题。他的敏锐善感的文学禀赋，他的逐渐开阔、绝不限于“华夏”的视野，他对读人生与书本所养成的洞察力，他受激于革命时代而澎湃的道德理想，他的因此而几乎终身保持的自我剖析的习惯…… 这一切都赋予他一种强大的心力，令他不但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洞察普遍的人心，而且在多数时候，能承受因此涌来的阴暗心绪的重压，不中断对人心的深究。
从这个角度看，聚焦于“人”和“人心”的眼光，是要有相应的思想和精神能力来支持的。这样的眼光能一代一代延续、形成一种传统，就说明后人继续葆有——甚至发展——了这些能力。什么时候这个传统破散了，也就意味着，这些能力正在大面积丧失：从这里，我清楚地体会到鲁迅思想的一层特别的意义。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主要正是这个眼光，成就了鲁迅的思想的透彻。
这不只是说，他常能避开对时势的乐观的误判，尽管有时候，他也跟许多同时代的奋斗者一样，被号称“理性”和“科学”的分析领进了这样的误判。更是说，他能用一系列类似“愚民的专制”这样发人深省的论断，明白地刻画出社会和时代的根本特征。譬如他笔下的“愚民”一词，就指向一个从“精英愚弄人民”到“愚民充任精英”的演变的过程；他的“专制”的概念，更揭示了其“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撑”这二者的持续的循环：现代的中国人，看了他这样的分析，都会有“真是说透了”的感叹吧？不单是我们这里，看看过去和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状况，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论断呢？
他的透彻还有一个表现：他能掘进人民的麻木的更下一层，指出那些我们本能地不愿正视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麻木和顺从的底下，其实多半是“怯懦”，看上去像昏睡，实际却是醒着的，是因为觉得逃生无望，才这么装睡，并因此特别讨厌那些拼命唤醒他们的人。
这当然不是说，在这普遍的人心的深层，就不再有麻木了，那一定是有的，而且堆积得很厚，但同时还有别的：总是消极地判断世事的习惯、不自觉的胆怯和放弃、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泯灭的不甘，以及常会发泄错方向的愤怒…… 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杂叠积，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底蕴，而在鲁迅看来，这也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的底蕴了。
不用说，他的那些当时显得奇怪，却屡屡被以后的事变所证实的时势论，例如“失掉的好地狱”和“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也都是依据这样的深掘而形成的。一旦看清楚整个地基的糜烂，别人再怎么赞叹大厦的亮丽和值钱，他都只能说：“它不久就要倒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鲁迅曾这么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透彻，说他不但写出了光鲜底下的污浊，还写出了这污浊底下的“光耀”。【6】但当刻画中国社会的时候，他的笔锋却总是指向污浊，甚至竭力要揭发出污浊底下的更为不堪的糜烂，可以说，他的思想的透彻，是明显偏向于揭发黑暗的。他当然知道，社会和人心不可能只有黑暗的一面，他有时也大声称赞，说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脊梁”的，但他显然相信，社会最需要的不是歌颂和粉饰，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发。他虽然痛恨中国的丑陋，却并不轻看中国，以为它禁不起这样的痛恨，我觉得，这样的不轻看，才是他真正相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吧。
他没有看错，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摇摇欲坠，百废待兴，却还能够激励和承受他这样的批判和揭发，并没有孱弱到一声刺耳的呼哨就稀里哗啦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式的思想的透彻，未尝不可视为社会还是有救的一个证据，哪一天出不了他这样的人了，社会就真是走到尽头了。
1936年1月9日，鲁迅摄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门前
明白了鲁迅的透彻，也就能认识他的思想的特别。
首先当然是，我前面也说了，鲁迅的思想不但多半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更是以他一生对黑暗的反抗、以他在这反抗中形成的人格来表达的，有很多时候，他实际怎么行事，和他在各种非公开的文字——例如私人通信——中怎么评述这行事，是比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表现他思想中较为深刻的部分的。
鲁迅与景宋（许广平）的通信
《两地书》，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印行
其次，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上一辈人的革命共识的修改。这个共识大体是这样的：社会的病根，在国人的愚昧和孱弱，只有造就新的中国人——梁启超所谓“新民”，才可能造就新的中国和世界，而这造就的第一步，是少数先觉者起而奋斗，以“呐喊”打破“无声”的现实。鲁迅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是自觉地继承这个共识，以之作为自己思想的底色的，而这个继承的关键，是他自视为先觉者，第一代“新”之“民”中的一个，当高声呐喊的同时，也配享因此而生的骄傲。
但是，他那个盯住人心不放的敏锐的眼光，却使他很难一面洞察身外的黑暗，一面却无视这黑暗对自身的侵蚀，毕竟他和阿Q同生于一地，共享“奴隶”的身份。进入中年以后，他对自己内心种种暗影的体察还日渐深入，这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用他的话来说，他不只是“战士”，也是“破落户”。
他不断地用“中间物”一类的通达之论，帮助自己安心于这双重的身份。他更重新给自己定位：虽已从黑暗中反叛出来，却并不属于光明之地，他只是踏在两边的交界线上，用他早先的话说，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年轻的一代冲入光明。【7】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负，其实却含有一层牺牲的悲哀：肩者再怎么大力，终究是要被闸门压死的。所以他又说，革命的诗人，往往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社会的前行。【8】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署名唐俟
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
鲁迅是为了站稳战士的脚步，才这么曲折地给自己重新定位的，但这个新的定位也会打击战斗的信心：先觉者的身上，尚且这么明暗交织，那黑暗的完全的消灭，势必就很遥远；对于光明世界的疏隔，更容易瓦解奋斗的意志，前途茫茫而还能坚持跋涉，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要想呐喊不懈，他还得在思想上再进一步。
他开始修改从上一辈人继承来的那个共识——并非只因为当初是它引自己走上呐喊的道路，更因为此刻他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共识较为切近中国的实况，适宜充任奋斗的依据。
他的修改的关键点，是“先觉者的呐喊”与“新民的完成”之间的关系：严复和梁启超们大多只强调从前者必然抵达后者，把其间的距离说得很短，他却大幅度拉长二者之间的距离，说至少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社会进进退退，人心晦暗不明。他甚至说，将来到底有没有光明，其实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也不重要，我们是在黑暗中太憋闷了，才奋起叫喊的…… 这修改的尺度未免太大，有时候他就退回一步，检讨说：“我的思想太黑暗”了。【9】
但唯其如此，鲁迅思想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清楚地表现出来：为了给自己确立一个无论怎么挫败和失望都还能继续抗争的意志，他不惜放弃所有对于外部支援的企求，无论那是来自“同志”，还是来自“未来”；他现在就只从自身发掘抗争的动力，而且这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乐观的理性，而是来自对身外和心内的黑暗的“憎恶”。这是他从未怀疑过的情感，也是一旦置身如此现实，就不大可能消退的意识，因此，从这当中生长起来的呐喊之心和战士之志，是真正稳固、可以放心倚赖的。于是，他重新命名自己的奋斗：“绝望的抗战”。【10】
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越是意识到“悲观”在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对鲁迅的这一思想贡献，就越能体会得真切吧。
1940年8月，香港“鲁迅诞辰60周年纪念会”鲁迅像绘制人合影。右起：张光宇、丁聪、谢谢、叶浅予、糜文焕、张正宇、郁风
从十五六岁读《阿Q正传》到现在，我读鲁迅已经五十年了。虽然脑筋并不灵活，我对他的感受的重点却时常移动。这除了说明世事对人的影响之大，更说明鲁迅的丰富和深厚，即便同一个读者，也能因年岁的增长，从他那里获取新的启发。他不止一次地说，他不希望年轻人继续以他为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期待自己的文字的“速朽”。但是，在这本传记的初版序言里，我就写道，他这个愿望是要落空的，他还将长久地引发后人的共鸣。今天，我再次确信，我那个话没有说错。
最后，要特别感谢两位读者，他们分别在本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和2001年版问世之后，寄来他们自己做的勘误表，第一份是手写的，第二份是电子文档，它们都不只是指出文字的不当和误植，还指出史实的错讹。因为不知道两位读者是否愿意，我就不写出他们的姓名了。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写出我的感激，是想借此警醒自己，像我这样在动荡中长大、欠缺学养，又容易被世事激怒的人，下笔为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仔细和从容，才对得起认真的读者。
2020年3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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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思想，其中只有——主要是——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和18世纪以后全盘西方化了的地方的思想，才越来越以“理论”为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19世纪的俄国，它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有很多是在小说里才得到最有力的表达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鲁迅少有长篇的“哲学”式的思想论述，就觉得他够不上被称为“思想家”，是一种错觉，鲁迅的许多散文和短篇小说，乃至他的复杂的人格和人生历程，都和他那为数不多的论说性的长文一样，可以被视为表达了他的思想的符号文本和生命载体的。
【2】在本文中，“现代早期”是指1870—1940年代。
【3】例如“立人”、“内曜”、“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和“驱之适旧乡，而不自反于兽性”等论述。
【4】例如严复对于“运会”的“莫知其所由然”的强调、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杨文会一路从佛学视角展开的历史观念。
【5】我在《现代思想文选》（王晓明、周展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初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过这个判断，就不赘述了。
【6】鲁迅：《<穷人>小引》，《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
【7】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8】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9】 鲁迅：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版，第62页。
【10】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同上书，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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